实际上，两者也是可以结合的、可以协调的。
行政裁判的公信力只可从行政审判制度自身的完善中内向地诉求，而不可能外向地向社会索求。只要人性不被泯灭，那么，自然法就不会泯灭。
1999年3月依法治国方略入宪（第五条第一款），2004年3月人权保障条款（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和政治文明条款入宪（序言），国务院于2004年3月发布了《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重大决策预示着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在从形式法治建设的阶段逐步迈向实质法治建设的历史新阶段，我国政治文明走向科学发展之路的方向由此确立。这种共识必须是内在自发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权威不仅有赖于一府两院的尊重，更有赖于自身制度建设的完善。相对于民间调解、信访、仲裁、复议等争议解决机制来说，行政审判的最大制度优势在于裁判效力的终局性。各种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行最终取决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度的有效运行，而前提是人民代表大会自身要及时、有效地履行它的监督职能。
这里的关键在于三大诉讼之间关系的协调。党的纪检监察监督、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行政复议监督）、法院的审判监督、检察院的检察监督等专门监督制度的发展，必须以人民代表大会的一般监督制度的加强为中轴。此时，宗教身份虽然不是作为取得人格的必备条件，但是家子或家女出任神职如担任祭司或维斯塔贞女，则脱离父权，具有不完全的人格，基于此还获得有限的权利，如立遗嘱、有限的财产权等。
罗慕洛斯规定，妻子没有离婚权，丈夫享有限制性的离婚权即当妻子为了孩子使用药物或者巫术，或者偷配钥匙，或者与人通奸的情况下，丈夫方可与妻子离婚。罗马人相信，罗马神是居住在罗马城内，专属于罗马人的，他们保护着罗马城的安全，帮助罗马人抵御敌人的侵犯。根据意大利罗马法学家朱塞佩·格罗索的记载，罗马法史上曾发生了两大事件，严重打击了祭司垄断地位，加速了祭司法学的衰落。罗马传统宗教的衰落使祭司对法的垄断逐渐分崩离析。
被收养人及处于其支配权下的家子、妻子、财产全部带入新的家族，归由家父（收养人）支配。家父是家族的祭司长，主管家祀的礼仪，家人不得反抗他的宗教职权，即使城邦大祭司也不得改变其家祀。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罗马共和时期之后的人格法和亲属法的具体变化予以佐证。 结语 神权与世俗权力，孰强孰弱，不仅是一个政权配制问题，同时亦是一个法律属性问题即非理性或理性。就自权人收养而言，它是罗马最古的一种收养方式，即对他人家父的收养。《十二表法》制定并公布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规则，[49]而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祭司对法律解释的垄断及对立法的干预。
这一权力后来被优士丁尼废除了。也正是因为罗马人法律思维从经验到理性的发展，罗马私法才得以剔除宗教因子，顺利完成了从宗教化到世俗化的转变。也即是，孩子一出生就具有崇祀的职责，等他死后就成为家族的神。罗马人不仅接纳外邦文化和宗教信仰而且主动地对外开放罗马文化，非市民被罗马宗教接纳。
[44]D.23，2，5（《民法大全选译·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他们一方面负责保存所有ius的传统资料，另一方面凭着其特有的知识垄断法律解答。
[26]D.1，7，15，3（[古罗马]Justinia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Vol. IV，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nts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nsylvania Press， 1985 （2006-11-17）。[29] 从罗马祭司阶层的变化来看，罗马祭司阶层是处于担任世俗的官职的贵族的绝对支配下，祭司团用来对付民众大会的宗教破弃权——祭司团以宗教形式的瑕疵与恶兆为理由提出异议，结果导致议决的破弃——基本上只用于政治目的，它与实质的fas一样，借着宗教技术手段行使决疑论时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3]罗马祭司（或神官）最初为3名，后增加到8名或9名。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http: //webu2， upmf-grenoble， fr/Haiti/cours/index， htm） . [42]D. 9，17[古罗马]Justinian. The Digest of Justinian[M]. Vol. II， English translation edited by Alan Wants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nsylvania Press， 1985 （2006-11-17）， http://webu2， upmf-grenoble，fr/Haiti/cours/index，htm）。欲离婚的夫妇须到卡皮托山上的朱诺庙，神官和证人亦在，仍与夫妇以小麦饼，但此次则不允许共食。[34]（3）罗马统治者向异邦人授予市民籍。[16] 第四，家父享有对家族成员的司法审判权。
在此意义上，城邦的信仰更体现了万物有灵论的神学思想。由于这种劣后的法律地位，非市民通常都委身于罗马家族，成为他们的门客，受罗马市民的庇护，只有这样，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才能得到保护。
（2）在万民法时期，家父抛弃婴儿、强令家子与猛兽格斗或使子女卖淫者，都要丧失家父权。但家子之债家父不承担代其清偿的责任。
Johnson Coleman-NortonBourne. Ancient Roman Statutes. Austin.1961 [2006-11-17]:3-6，n，1. [8]基督教国教地位确立后，人格的具有须同时具备自由人、市民、家父、名誉和宗教等5种身份（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这一思想意识反映在法的领域，则表现为早期罗马私法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尽管古拉丁人享有通婚权、交易权、遗嘱权、诉讼权及从军权，但他们不享有在罗马城邦担任公职的权利。[50][古罗马]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0页。社会准则因此得到了维护，他们和群体也得到了救赎。因此，为了表示对罗马神的虔诚，罗马人只信奉和祭祀本城邦的神，而不信仰其他城邦的神。
为协助君王履行祭祀职责，罗马城还成立了由祭司和维斯塔贞女组成的祭司团。然而，受宗教影响，这一离婚权通常为家父享有和行使。
与家族宗教一样，城邦也设有祭坛和圣火，王是城邦的大祭司，主持城邦各项祭祀活动。[19]我族中心主义是指罗马人将自己的市民身份设定为特权，限制或禁止其他城邦的成员染指。
在古罗马，身份是人格的构成要素，只有同时具备自由、市民、家族、名誉的身份的自然人才具有人格[8]，然后才能享有罗马法上的各项权利能力。在这一立法思想的指导下，罗慕洛斯和努马等王以宗教规范为法律的主要渊源，规定了许多属于宗教禁忌的法律，并将具有赎罪功能的献祭作为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第12表第5款规定人民新发出的命令应视为法律（《十二表法新译本》，徐国栋、阿尔多·贝特鲁奇、纪蔚民译，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28] 二、宗教淡出罗马私法—世俗法Ius的回归 自罗马共和时期以来，各城邦间的商业贸易往来频繁，极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我族中心主义思想随之趋向缓和，宗教信仰自由亦开始兴起。其中，共食婚是一种宗教法上的婚姻，它是在卡皮托山上的朱诺庙由大祭司主持，神官和10个证人为监礼，由婚姻之男女取一块由维斯塔贞女制作的裂壳小麦饼祭祀朱比特，然后在神前共食此麦饼。[30] 希腊文化的冲击，祭司阶层的没落，大大削弱了宗教对罗马私法的影响。
[6][法]昂利·于贝尔、马塞尔·莫斯：《献祭的性质与功能》，梁永佳、赵丙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页。在古罗马，本义上的家庭是由权力联合在一起的人的团体，在这一团体中，一人对其他人行使权力，以实现比维护家族的秩序更高的宗旨。
如此看来，在以神权政治为中心的古罗马社会中，宗教因子无孔不入，法律也概莫能外。宗教禁忌是约束和调控人们行为的宗教规范，是调整人与神的关系的最原始的法，它也是宗教仪式和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旦违反了禁忌必遭到神灵的惩罚。
第二，家父享有对家庭成员人身的绝对支配权。这一推断从罗马王法形式性质中求得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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